那一年，1978，錄取我的叫浙江師范學院湖州分校，三年后發(fā)我證的已改名為嘉興師范專科學校。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翻出了當年兩個已經泛黃的舊信封。第一個信封———郵戳：1978.10.12里面已沒有了信箋，只夾進了一張發(fā)票，一張按現在稅務視角看來不規(guī)范的收款收據———還是借用 “湖州師范學?！钡摹鞘俏覉蟮阶詴r所繳的代管費發(fā)票，顯然是我暫存進去的，不料這一 “暫存”就是四十年。薄薄的紙片已經有點發(fā)脆，我小心地展開，字跡微化，紙面皺褶，顏色泛黃，令人有一種出土文物的感覺。
　　我當然是想找那張曾經改變我命運的錄取通知書，想要看看它當時的容顏與今日的模樣?？煞樗械氖詹?，就是不見其蹤影。我已經記不起那通知書的紙質、顏色、版式與具體詞句，但想來也必然是 “***，祝賀你已被我校錄??！請于*月*日持本通知來校報到注冊”之類的套話。
　　但這 “套話”對當時的我與我家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我出生在那個勒緊腰帶的艱苦年代，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工農相結合”的家庭。住在鎮(zhèn)上，戶籍隨母落在鎮(zhèn)郊的農村。高中一畢業(yè)，便硬著頭皮跟母親學做農活，從小習慣了城鎮(zhèn)生活，農村與農活令我既新鮮又不堪。于是“雙搶”一結束，便報名參加高考。高考揭曉，全鎮(zhèn)共計考取三人，我忝列其中，終于換來一紙通知，才下泥塘，又上學堂，算是真的跳出了 “農門”———那年，我十六周歲。
　　那時的十六歲，純真幼稚，不懂前途，不懂國家大事，甚至不知道大學還分重點與一般，本科與?？?，只要是考上了，便能逃離農村，便能 “草鞋換成皮鞋”———雖然，我的第一雙皮鞋還是父親的舊鞋———那年月，皮鞋如同手表、收音機，是高不可攀 “奢侈品”。
　　那是改變我命運的通知書啊，可怎會遍尋不見哪？我凝望著那橫陳桌上的空殼信封。上面的字寫得很漂亮，令我想起進校后傳達室門墻上那塊小黑板上的粉筆字。那門衛(wèi)老師傅貌不驚人，一口湖州腔調，粉筆字卻如書法佳作般的漂亮，顏筋柳骨，龍蛇飛動，寫著誰誰誰有信件，誰誰誰有包裹，每每引得我駐足欣賞，繼而嘆為觀止：大學到底是大學，連傳達室也藏龍臥虎，估摸著此人極可能是一個大隱于市的 “掃地僧”。收信人地址不是我家的住址，而是當時我的戶籍地，可能是從所填檔案表上摘來的吧，可郵遞員還是將信件直接送到我家———全鎮(zhèn)只有三人考取大學，鎮(zhèn)大街中心紅榜貼著， “鎮(zhèn)上誰人不識君”?。坑侄颊f圓珠筆不能長久保存，可時隔四十年，它還是筆畫分明，字跡清晰，不糊不花，只是封面熟皺，泛黃暗舊，一如它年近花甲的主人，鬢發(fā)斑白，面容滄桑；頂上發(fā)脫，成了全身上下唯一的一個 “亮點”。信封的下角，還有一枚掛號小票，默默地鎖定在那個年份。
　　我終于再次跌進四十年前報到前后的那段時光漩渦里。
　　因為父親在杭州工作，得以多次到過杭城，但除此之外，便無世面可見?！昂荨边@地名聽說過，概念里凡帶“州”字的都是大城市。因為平湖到湖州只有一班長途車，小鎮(zhèn)上的輪船趕不上點，報到的前一天，母親便用一根小扁擔挑起我的行囊，一頭是被褥席子，一頭是一只大網線袋，兜起一只搪瓷大面盆，里面塞滿水瓶、衣架、杯子等日用品，提前一天坐輪船到平湖城里，在親戚家借住一晚后再把我送到車站。班車早已等在那里，頂上堆滿了行李，用網狀繩線罩著。我擠上早已人滿為患的車廂，勉強有個立足之地。同行的應該大多也如我一樣前往湖州報到注冊的新生，只是由于時代原因，年齡參差不齊，彼此陌生隔閡，所以此時也暫時形同路人。就這樣一路西行，擠挨在人堆里，兩個多小時從起點一直站到終點。然后一輛百年舊郵車似的老式悶罐汽車將我們這群人接到人民路校內，然后便是報到、注冊、繳費。
　　想到這里，我猛然醒悟：那通知書必定是交給報到處了———那是報到的憑證，也是人生新征程的介紹信。那一紙通知書，從湖州飛到平湖，又被我從平湖原裝帶回湖州，過一過手又交了上去，那 “浙江師范學院湖州分?！钡男偶拇顺闪艘恢豢諝ば欧猓卦谖业男藕埌逑淅锍了怂氖?。四十年后的2018年5月，我以校友的身份參加又改名為 “湖州師范學院”的母校60大慶，我端坐在會堂感受她越活越年輕、越活越強健的模樣與活力，我想，在她華麗輝煌的校史館里，恐怕是不會有40年前那批收交的于考生很重要于學校不重要的錄取通知書的。
　　人生并不是每個片段都需要珍藏，許多時候于個人充滿回憶與不舍，不等于有普世的留存價值。敝帚自珍，我收藏這曾經盛放人生希望的那只空殼信封，如同收藏著自己人生歷程的劃痕與節(jié)點，雖然陳舊模糊，細細回味，還是宛然在目。第二個信封———郵戳：1978.10.27我真是好奇怪：僅時隔兩周，怎么連著寄有兩封信件？
　　從第二個信封里抽出的是兩張薄薄的油印紙，一張是 “新生入學通知”，第一句話是 “本校訂于十一月十九、二十日兩天報到注冊”。這個 “訂”字顯然是“定”字之誤，中文專業(yè)發(fā)來的通知居然有錯別字，可見當時招生之倉促，也許是臨時工弄的。第二句話是 “新生除按上次發(fā)給的 《入學通知》中有關規(guī)定辦好各種手續(xù)外，書簿、講義等代管費再加收五元 （共收十五元）”———這第二句話終于解了我心中之惑，原來這是一份補充通知，通知具體的報到日期與代管費的 “漲價”信息。
　　另一張是 “新生入學須知”，諸如建議 “帶全生活用品”， “辦好購貨證、副食品卡及有關票證的轉移手續(xù)”，并要求交 “最近正面脫帽一寸照片三張”等等，這證那卡，很是富有那個時代的生活氣息。其中 “暫收書簿、講義等代管費10元”一句終于令我想通了所有細節(jié)：原來這張 “須知”應是與錄取通知書一起先寄出的，因成本上漲，兩周后補再發(fā)一信，而我當時將兩張通知誤裝在同一個信封里了，這一誤就是四十年，以致引出許多無謂的考證。我想，人生中如同這樣無關緊要之 “誤”實在有很多，因為不重要，所以有時候 “上錯花轎嫁錯郎”也是不必認真的。
　　1978年的“5元”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區(qū)區(qū)之數，幾乎是一個中等家庭半個月的開支了，那時蔥香撲鼻的陽春面6分錢一碗，肥大鮮美的螃蟹不到五角一斤；鮮肉是極難得買的，難得買一次也只是巴掌大一小塊，兩到三角錢而已。一定是學校怕我們報到繳費時沒有充分準備，會發(fā)生“五元錢憋死英雄漢”的悲劇，我不禁再次感動起母校的周密與細心。事實也正是如此：漲價的僅是中文專業(yè)，因為大一教材比理科多。我翻出朱東潤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六冊共計8.25元，王力的《古代漢語》四冊，共計5.60元，這價錢現在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可當時掂掂分量是如書般的沉重了。
　　淡忘了當時報到的具體場景，只記得依照安排，先搬入校門口左手邊后來也曾做過圖書館的老樓。第一夜，幾十個人，滿滿一屋，而且是兩個班拼房，年歲不一，性格各異，來自各縣市，嘰里呱啦，好不熱鬧。當時自恃讀過幾冊古書，能將自古至今歷朝各代皇帝背個八九不離十，但我卻碰到了一個同寢室隔壁班的高手，好像姓傅，是個地理通，我們對著地圖考他國名，居然問遍天下不打嗝；然后不久又搬到了南邊的蘇式平房，上下木板疊床，八人一間，后來的班長昊哥也同處一室，他是老三屆畢業(yè)生，功底好，年長，已有妻小，一段時間老喜歡睡前在床上做俯臥撐，我們戲之 “苦練床上功夫”；再然后，又搬到北邊相隔一條反帝路的紅樓去了，那樓古樸莊嚴，好像建于1902年，據說最初是陳立夫、陳果夫的別墅，解放后是嘉興地委的專署。
　　西開的校門毫無高大神圣之感，就像小縣城供銷社的門面，校園也實在是簡陋狹小，我們自嘲這應該是全國最蹩腳的大學了。只有一幢新造的四層教學樓才讓我們找回了大學校園的些許感覺。我們781班正在第四層樓，東面的大露臺成了我們聞雞而讀、仰望星空的絕好去處。餐廳疑似由舊禮堂改成，沒有櫥柜，一個個舊方桌上擺滿了學生的盆碗；也沒有凳椅，排完長隊便圍桌而食，我們自我調侃是 “當代孔乙己”———可當時也都不覺得苦，因為絕大部分家庭都是差不多的艱苦貧寒。倒是食堂的菜肴令我們意外驚喜：紅燒獅子頭、糖醋炒魚塊、本土千張包等以前只能在飯館或酒席上看到的美味現在可以大快朵頤。最令我回味不已的一道菜叫炒酥腸，這“腸”并不真是腸，而是鮮肉為主配餡而成，用腐皮之類的食材包卷成腸狀，切成節(jié)段，油鍋輕炸，再配以各色素菜調味煎炒，吃起來香脆鮮美，令人食欲大增。此菜頗受歡迎，往往長隊排到一半，便告售罄，又非天天有此佳肴，有時文明素養(yǎng)不敵口舌之欲，便要加塞插隊去搶購了。畢業(yè)告別菰城之后，一直無口福能再嘗此舌尖美味，想來應是湖州本幫的傳統(tǒng)菜，但有幾次重回湖州，飯店里也都沒有此菜目，探問之下，甚至回答從沒聽說過，甚以為憾。也許也如那個時代的有些人與有些事，早已時過境遷，自生自滅。
　　從那年起，三年同窗結識了雖聯(lián)絡不多卻此生難忘的同學，成熟的永昊班長，豪爽的曉力班長，熱心的吳嘉，瀟灑的裴磊，淳樸而富有才氣的國良，誠懇而樂于助人的劉平，會畫畫的沈開基，會刻章的王永平，會演劇的邵清，四十年未曾謀面的同桌俞大洲，還有一眾只可遠觀而不敢直視的美麗女生們……從那年起，如饑似渴，埋首苦讀，惡補文革留下的知識空白，充實被耽誤的青春———高爾基說的 “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此時才體會到此話并不夸張；也結伴而行，去黃龍洞叩問響石，去道場山探訪古跡，去紹興與莫干山采風，去長興新四軍司令部駐地體驗……三年時間，直想讀盡萬卷書，行遍萬里路。
　　1978，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起始之年，于大多數經歷十年浩劫的學子，當時能真切感受到的并不是社會宏觀變革的縱橫排闔，而是國家恢復高考后的個人幸運與機遇珍惜。我們同處一屆，年齡跨度極大，印象中進校最小16虛歲，最大36虛歲，我在班內雖不是墊底，也屬倒數的 “小蘿卜頭”。多數人經歷過上山下鄉(xiāng)磨煉，大部分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獨特的高考故事；有的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家長，有的連什么是戀愛都還懵懂；有的人成熟練達，有的人稚氣未脫———那真是一個再難復制的奇特群體與歷史景象。
　　有時候，我們在上了名校的孩子面前有點羞于提起自己當年的母校，其實1978那年全國610萬人報考，錄取40萬，比例為 6.6%，算起來也應該是“211”以上的檔次了。
　　泛黃皺巴的信封，像是沉默的歷史紙袋，干瘦而又豐盈，虛無而又實在，盛滿了781班三年朝夕相處的點點滴滴，也盛滿了四十年來不絕如縷的無盡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