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禾苗在農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聲中成長；西村紡花（那個）東港撒網(wǎng)，北疆（喲）播種南國打場…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奮斗，為她幸福，為她增光；為她幸福，為她增光…”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大江南北。彭麗媛用甜美脆亮、質樸醇厚的嗓音，把希望和未來巧妙地結合，歌頌著改革開放以后的新面貌，憧憬著興旺、幸福的未來。
　　此時的中國，伴隨著外部世界的沖擊、內部思想的解放，洋溢著理想主義情懷，充蓄著奮進改變的激情。在國內分子生物學研究落后國外近30年而奮起直追之際，華中農業(yè)大學成立生物技術中心，正是學校從決策者、老一輩學人到青年科學家理想主義集體燃燒的結果。
　　時代激蕩：“硬件”不硬+“軟件”過硬
把時間和坐標定格在1986年的華農。
　　這一年，學校成立生物技術協(xié)調委員會。時任校長孫濟中敏銳地認識到：分子生物學這一最為年輕的現(xiàn)代生命科學，必然滲透、充實和改造傳統(tǒng)農科。學校一批新學成回國和在國內涌現(xiàn)出來的優(yōu)秀青年教師在農業(yè)生物技術多個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敢為世界先”的雄心，正是學校學科獲得超常規(guī)發(fā)展的重要契機。在他的提議下，學校成立了生物技術協(xié)調委員會，統(tǒng)籌協(xié)調推進全校生物技術研究和學科建設。
　　這一年，張啟發(fā)剛剛回國，在農學系遺傳學教研室任教。他用四年半的時間，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叩開了分子生物學時代的大門，完成了從訪問學者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留學經歷。作為學校第一個留美博士且有博士后經歷的講師，每月工資70元人民幣，而在美國做博士后的月收入是2040美元。
　　這一年，張忠明被陳華癸推薦到中國農科院范云六分子生物學研究室學習。當時，陳華癸面對國內外農業(yè)科技發(fā)展的巨大差距，提出“要堅定不移的在分子水平開展生物固氮研究”，并千方百計地籌集資金和儀器開展分子生物學研究。
　　這一年，尚在英國JohnInnes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的鄧子新回國探親。他滿載而歸，大包小包里卻盡是給實驗室?guī)У臇|西：各種藥品、菌種、實驗小器材，甚至還背回了一臺融化培養(yǎng)基用的微波爐。
　　這一年，鄭用鏈開設的“分子遺傳學”課程已經清唱了3年。他的課程深受學生喜愛，但是沒有實驗條件，只能講授理論，不能開展分子遺傳學研究，更不能開設相關實驗課程，被同事們戲謔為“清唱”。
　　彼時，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剛吹拂在祖國大地，新技術、新思想的星星之火斑斑點點地散布在校園，似乎熠熠生輝，卻又閃爍搖曳。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學校領導、老一輩學人和一群年輕人正在努力克服物質條件的匱乏，積累著破繭而出的能量。
　　生物固氮實驗室購置實驗儀器的經歷映證了當時硬件的匱乏程度。
　　開展分子生物學實驗，離心機是最基礎的設備。但是，上世紀80年代初，整個華農沒有一臺高速臺式離心機。張忠明跑到武漢市化學玻璃儀器公司，提出想購買一臺高速臺式離心機。柜臺營業(yè)員沒聽說過這個“新鮮玩意兒”，讓他們自己到倉庫去找。張忠明一間倉庫、一間倉庫地查找，最后還真找到了一臺高速臺式離心機。有了離心機，終于可以分離質粒，但又缺少檢測質粒DNA的電泳裝置。他們土辦法上馬，買來幾塊有機玻璃、鉑金絲等，自制一個簡陋的水平電泳槽。最后實驗結果觀察、記錄需要紫外燈、濾光片及照像機等成像系統(tǒng)，在商品經濟尚不發(fā)達的年代，又欲購無門。最后多方尋找，在上海的一個村辦集體企業(yè)找到了。
　　即使如此，不管是已經在國內搜羅了幾年的張忠明，還是剛剛回國的張啟發(fā)，所擁有的研究平臺都無法開展一個完整的分子生物學實驗。當時，學校開展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力量是分散的，缺少一個共享、整合、交流、提升的研究平臺。這群活躍的年輕人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共同的需求。
　　風云際會：基層探索+頂層設計
日歷翻轉到1987年的元月。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啟發(fā)、張忠明、鄭用鏈等幾個迫切需要研究平臺的青年人聚到了一起，決定聯(lián)名向學校提交一份報告，建議學校利用新建立的中心實驗樓和向世界銀行貸款購置的設備成立“生物技術中心”。
　　這是份自下而上的建議，卻與時任學校領導對學科發(fā)展的布局不謀而合。彼時，孫濟中提出，“要站在全國高等農業(yè)教育的全局做出學科發(fā)展的規(guī)劃，使一些學科跟蹤世界科技前沿，躋身國家隊，成為一流學科”。生物技術中心，無疑是頂層設計棋盤上的天元之子。
　　上下同欲者勝。很快，生物技術中心進入實施階段，孫濟中親自主持創(chuàng)建工作。當時，新建的中心實驗樓用房已經分配完畢，向世界銀行貸款購置的設備都已經分到各項目單位。學校辦公會決定采納報告的建議，將中心實驗樓側樓約300平米的實驗用房用于中心建設，從用世界銀行貸款購置的設備中調劑若干主要大件儀器設備裝備“生物技術中心”。孫濟中親自導演“劉備借荊州”，將已分配到各院系但仍未開箱的設備和使用率低的設備開單借用，再從1987年的事業(yè)費中劃撥10萬元作為生物技術中心的啟動費，配備中心專職秘書。
　　沒有推諉、沒有拖延，從畜牧系搬來了比拖拉機還響的超低溫冰箱，從“校中心實驗室”搬來了超速離心機，從水產系搬來了高速離心機，從設備科調出尚未開包的電子天平……，教師學生，自己動手，肩扛背馱，在1987年的盛夏建起了當時堪稱豪華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命名“生物技術中心”，成為當時武漢地區(qū)唯一能開展較完整分子生物學實驗的研究基地，也是全國農業(yè)院校中第一個生物技術中心。
　　當年，在學校下發(fā)的建立生物技術中心的通知里，把建立“中心”定位為一項帶戰(zhàn)略性的措施。站在30年后的今天來看，這個中心，確實在學校學科重點突破上起到了戰(zhàn)略作用。
　　它是學校分子生物學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的策源地。生物技術中心成為我校分子生物學研究和相關人才培養(yǎng)的大本營，國內外學成回校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的老師們云集于斯，共享學術思想、壯大人才隊伍，醞釀著新的更大格局。這是一次對人力資源的集約共享。
　　它是學校開放性公用研究平臺建設的示范點。中心定位為以從事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研究、教學為主要任務的開放性公用實驗室。凡校內承擔有這方面研究任務的單位和個人均可按規(guī)定辦法進入中心工作，開展相關研究。這是一次對物力資源的集約共享。作為我校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的起點，它代表著早期生物類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的雛形。
　　它是學校科研資源使用付費制度的首倡區(qū)。成立之初，中心規(guī)定“四大件”———培養(yǎng)皿、試管、三角瓶、吸管公用。為了解決運行經費不足的問題，中心收取“臺面費”，使用一個實驗臺面每月須繳納100元“臺面費”，靠“臺面費”來補充公用儀器，維持中心運行。這是一次對資源高效利用的首創(chuàng)。（下轉6版）